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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資訊】因地施策,還煤炭采空區一縷鄉愁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8-01-02   瀏覽次數:5267

——有關代表及專家談采煤沉陷區的礦山地質環境治理




“隨著采煤沉陷范圍加大,全市最終塌陷面積將達687平方千米,相當于100個杭州西湖。”今年兩會期間,安徽省淮南市養牛大戶劉琴代表提交了一份“關于建立沉陷區綜合治理專項資金的建議”。劉琴所在的淮南市是國家13個億噸級煤炭生產基地和6個大型煤電基地之一。隨著大規模開采,該市形成了大面積沉陷區。2013年底,淮南市塌陷面積約220平方千米,涉及31.1萬居民。





神東礦區治理后的大柳塔煤礦




實際上,劉琴談到的只是我國采煤沉陷區的冰山一角。




由于近幾年煤炭企業不景氣,部分企業出現嚴重虧損,甚至有個別企業出現了靠貸款發工資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煤礦企業用于沉陷區治理的資金短缺,青苗補償費不能保證按時發放到位,雙方的矛盾也日益嚴重。此外,因采煤沉陷造成的生態環境惡化也日益加劇。




“據不完全統計,在2011年35.2億噸的煤炭產量中,其中92%來自于地下開采。而截至2011年底,全國煤礦采煤沉陷損毀土地已達100萬公頃,每年還以7萬公頃的速度增加。”中國礦業大學教授、土地復墾與生態重建研究所所長胡振琪表示,采煤沉陷地治理復墾是我國難度最大的復墾工作。




有關權威人士表士示,資源型城市、煤炭產區特別是采煤沉陷區曾經為共和國的礦產、能源供應立下過汗馬功勞,這里的人民曾付出過巨大的犧牲。我們不能忘恩負義,而應當舉全國之力,拿出資金、政策、技術來,盡快加強并完成采煤沉陷區綜合治理,還礦區人民一個碧水藍天,還他們一個美麗家園。




治理采煤沉陷區的山西方案




山西是我國的煤炭大省。獨特的地理位置、優良的煤種和便利的開發條件,使得山西煤炭資源得以大規模超強度的開發和利用,成為新中國建立以來產煤第一省。同時,由于山西煤炭資源的高強度開采,礦山地質環境破壞日益嚴重。據統計,該省不僅歷史欠賬始終未能解決,而且煤礦采空區仍以每年80多平方千米的速度擴大,礦區民眾生活質量明顯下降。




2015年9月,經國務院同意,山西省成為采煤沉陷區治理試點省。2016年6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出臺2016~2018年全省采煤沉陷區綜合治理工作方案,拉開綜合治理采煤沉陷區序幕。




這份工作方案為山西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列出了詳細時間表:2016年~2018年,對59座煤礦進行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歷史遺留礦山環境綜合治理率達到35%;對40個重點土地復墾區進行復墾,累計完成310平方千米的土地復墾任務。




據了解,山西省將大力發展封育技術、種子庫技術、動物技術和微生物技術等自然修復技術;大力研發推廣礦井水水質處理和利用技術;研究生態產業發展的重點和開發生態利用新技術等創新方法,以及引入市場機制,破解治理資金瓶頸等新機制,對該省采煤沉陷區進行地質環境綜合治理。




據山西省的初步調查,該省因采煤造成的采空區面積近5000平方千米,其中沉陷區面積約3000平方千米,受災人口約230萬人。可以看出,山西省要走的路還很長。




有科技還要因地制宜




近年來,國內各采煤沉陷區都在調動科研院所的積極性,重點支持研發一批采煤沉陷區綜合治理的關鍵技術,同時也引進了國外已有的采煤沉陷區綜合治理新技術。




“運用科技手段可以治理采煤塌陷區。”中國煤炭加工利用協會環保部主任譚杰介紹了四種方案:第一種是源頭治理,即綠色開采矸石充填;第二種是將沉陷的農田變成水中生態養殖;第三種是用發熱量不高的矸石填埋沉陷區,上面再輔以一米多高的黃土,然后種植;第四種是將沉陷區連成片,變成濕地,變成“城市之肺”。




基本方法有了,但我國各地采煤沉陷區面臨的情況不一樣。“云南、貴州地區都是小煤礦,塌下落差不大,一般上面撒草籽瘋長即可;山西省沉陷深度也不大,一般可以種植農作物、經濟林等;在北方,人們把沉陷地收繳起來,集體種植花卉和經濟林,或者種植蔬菜、水果、大棚。”譚杰表示,“總之,各地采煤沉陷區治理都需要因地制宜。”




低成本啃下“硬骨頭”




不過,在胡振琪看來,上述四種常規方案還遠遠不能概括治理采煤沉陷區的難度和技術含量。將黃河泥沙作為充填復墾材料,通過取沙、輸沙、沉沙排水等技術,構建了像五花肉一樣的夾心式土壤結構,這項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的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耗費了胡振琪團隊的多年心血。




胡振琪表示,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外煤炭富余的地方,對采煤沉陷區有明確要求,“必須恢復與原來的景觀一致”,高成本的“井下矸石充填”和“沉陷區上部填充”便是兩大選擇。




“咱們的采煤沉陷區科研難在既要啃下‘硬骨頭’,又要最大限度降成本。”譚杰舉例,“比如矸石充填,除了固體矸石,科學家們還要攻關膠狀矸石、膏狀矸石,難題就在于它們既要有支撐沉陷區的硬度,又要便宜。”




“雖然我們的國企和民企煤礦都在努力,但土地復墾率整體上還是偏低,大約在48%。”現在,困擾譚杰的難題是:大家都在治理,卻沒有一個統一標準,“我復墾完了政府認不認,認定標準在哪里?現在還沒有,我們盼望著早日出臺相關標準。”




而對劉琴代表所在的采煤沉陷區來說,他們渴望的不僅僅是標準,還有資金、政策、技術的支持。為此,她建議,有關部門應建立沉陷區綜合治理專項資金,利用大面積沉陷區水域發展漁業、建設濕地公園等,用于恢復沉陷區生態環境。




亟須彌補制度“裂縫”




曾對采煤沉陷村治理狀況做過調研的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張玉林表示,各地受地理和地質條件、沉陷范圍、人口密度等因素影響,治理方式、治理成效會有所不同。雖然各級政府為此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和財力,但是從調查過的村莊治理成效來看,村民似乎越陷越深,反復求告卻始終得不到有效回應,簡直成了“被拋棄的一群”,而“沉陷”問題也一直是當地最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




“我想強調的是,被調查村的案例所反映出的不只是‘腐敗’或不作為、亂作為問題,還有整個治理系統的嚴重缺陷。因此,有效的治理需要彌補制度‘裂縫’,甚至需要重構農村的治理系統。這涉及面甚廣,任務異常艱巨。”張玉林說。




來源:中國礦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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